教育是关系到国富民强的一件根本大事。我作为一名曾经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的教师，对教育非常热爱，同时也对现在的佛教教育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今天提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佛教是我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过去我们曾经将佛教批判为“迷信”，后来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头，因为佛教内容广泛，博大精深，不能仅仅用“迷信”二字就能概括，所以在1985年，我负责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时，在前言里面将佛教定义为“文化”，这个观点后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赵朴老生前就曾经特意提到这一点，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佛教既然已经作为历史上存在的文化现象，那么就有一个取其精华的继承问题，因为文化是一种形态，它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深入到每个社会组织和细胞成员中间。佛教之所以在创立以后，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并被人们所接受，加以尊奉，并不仅仅是它的宗教性所决定的，其中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文化性。道理很简单，没有文化的宗教是不能长期流传的，宗教只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像佛教里面的文学、语言、哲学伦理和逻辑思想等等都是每个社会和每个人必须接触到的，如果缺少了这部分内容，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和逻辑思想都是不够丰富的，所以佛教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应有自己的特殊地位。
国民教育是将知识传授给人民。知识有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种，像文史哲这一类的知识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经过人们长期的历史积累才逐步形成的，对形成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提升人的素质与修养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文化知识非常重要的。佛教作为文化现象，它的知识含量非常深广，所以它的文化性内容可以放在国民教育中。作为国民教育中的一个传统文化知识，向广大人民进行介绍，人民通过学习这部分知识，能更好地了解佛教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了解到佛教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了解到佛教在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对今后的人生都将受益。但是现在，我国的国民教育中，对佛教的内容介绍很少，一般都是放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面，只有短短的一节，仅一、二百字，对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来说，这是不全面的。其结果是，由于知识的缺位，使很多人都不了解佛教，不管是信仰佛教还是不信仰佛教的人，在完成国民教育的义务之后，对佛教都有一个重新学习和认识的过程，与其要这样补习的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国民教育中将这部分内容扩大呢，向人民介绍更全面的佛教知识，突出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应该肯定主流是好的。几十年的佛教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佛教僧人，佛学院也办的越来越多，寺院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界正在处在一个最好的黄金时期。而在40多年前，我在中国佛学院讲过课。那时中国佛学院刚刚成立，一共开办了两个班，来佛学院学习的都是当时诸山长老，也有部分年青的僧人。当时我讲课时的环境远不如现在，我的讲义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使用。但是来上学的僧人素质很高，有的人甚至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或者是已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等，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可惜的是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过早地去世了。现在，佛教教育的局面已经今非昔比，如今凡是有条件的寺院都在开办佛学院，佛教僧人的素质普遍得到了提升，特别是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已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担当了重要的工作，“法赖人弘”，为未来的佛教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历史上中国佛教一直有办学的传统，古代的译场就是一个佛学院，许多历史上对中国文化有过贡献的高僧，就是通过译经注疏的活动而成长起来的。明代以后，寺院的讲经著疏活动对培养人才起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清末民初以后，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大地开始有了现代教育形态的佛学院。搞教育，除了有经济保证之外，关键在于两个，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前者是决定教育能否正确进行的主要因素，后者是决定能否让教育目标得到正确实施的主要因素。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历程，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究其实质来说，还是在于师资与教材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就师资而言，佛教界人才济济，从事教育的人才不是不够，而是取得高学历的人才还不多，这是制约佛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教材而言，则比起师资来说，更不如意。现在的佛学院的教材，一是比较陈旧，许多佛学院学的教材还是上一个世纪前半叶的，二是没有特色，很多佛学院使用的都是一般性质教材。最近中国佛教协会搞了一个佛学院调查，指出“关于佛学院的教材，这在全国佛学院，应该都是一个普遍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会务通讯》2005年第10期）可见教材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进程。我自己认为，佛学院的教材应该是根据每个佛学院的教学特点而决定的，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制定的教育大纲和提出的培养学僧要求与宗旨，每个佛学院再根据现有的师资而确定自己的教育计划，并编写出相应的教材出来。现在中国的普通教育，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各个省市都是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学大纲来编纂教材。像重庆佛学院，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以天台教学为特色的佛学院。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到师资的影响，又以唯识学的教育为其特点。也正因为此，故重庆佛学院在培养唯识学人才方面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又如普陀山佛学院和天台山佛学院，都是在天台教学方面显示了自己的强项，其师资也表现在这方面的素质。而南华寺佛学院，无疑在禅宗教学方面尽显自己的优势，以保持其宗门祖庭的特点。所以每个佛学院都有自己寺院的特色，相应地说，也决定了自己的教学特色。
佛学院编纂教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佛学院僧人教师来编写，一个是由学者来编写。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不是特别成功。僧人教师编写的教材，专业性强，学术的含量和现代性不够；学者编写的教材，学术含量和现代性强，普及性不够。过去曾经有佛学院委托学者编写过教材，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并没有被各个佛学院普遍采用，所以对编写教材的计划，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正确地编制了计划，才能编写出正确的教材，而实施这个计划，看来还是要由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力合作才行。佛学院的教师提出编写教材的要求，学术界的学者根据要求先撰写出初稿，然后再经双方协商多次，最后形成定稿。
最后，我还想回到前面谈到的对国民进行佛教教育的问题。我觉得，佛学院的教材，不仅应该适合于佛学院的学生，也应该适合普通居士和一些对佛教有兴趣的人，也就是说，佛学院的教材，应该成为普及佛教教育的教材，除了佛学院的学生使用之外，对培养居士的正信，提升他们的佛教水平也应该起到促进的作用。所以在编写佛教教材时，应该考虑到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尽量体现教材的普及功能。佛教教育不能仅仅是佛学院，还应包含了社会人士，只有在这两项工作做好以后，佛教教育才能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信息来源：摘自《菩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