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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士强教授: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

导读:陈士强教授: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陈士强今存的记叙玄奘生平事迹的资料主要有七种:一、唐玄奘口述、辩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传》;三、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
陈士强教授:玄奘生平史料七种综述

陈士强

今存的记叙玄奘生平事迹的资料主要有七种:一、唐玄奘口述、辩机笔受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二、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玄奘传》;三、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丫,四、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四《玄奘传丫,五、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六、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一卷;七、唐佚名《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一卷。这些资料的记叙各有侧重,而且并非全然一致,今据笔者所阅,作一粗略的介绍,以供有志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一、《大唐西域记》。据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唐贞观十九年(645)春正月,玄奘费经像回到长安,随后前往洛阳,谒见唐太宗。唐太宗仔细地向他询问了西行路上的所见听闻,“并博望之所不传,班(班固)马(司马迁)无得而载一,太宗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对他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敦,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一玄奘回到长安以后,一边组建译场,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敦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等等一批梵文佛经(凡五部五十八卷),一边由他自己口述、弟子辩机笔受,撰《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撰成进呈。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发自高昌,杖钖西行,周游印度各地,参学巡礼,最后费经回国的漫长旅程中,所经行的百一拾个国家和听闻所得的廿八个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国家的名称、方位、疆域、地形、城廓、居室、种族、刑政、兵制、赋税、货币、言语、文字、教育、岁时、衣饰、馊食、礼仪、风习、气候、田畜、物产,以及名胜古迹、人物传说、历史掌故、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等。此书大体上是按玄奘取经时经行的路线记述的,但在经行国家的先后顺序上,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据《西域记》卷一的记载,玄奘到了羯霜那国之后,即去缚暍国(缚暍国之前记叙的睹货逻国故地因是听闻国,故不在经行的路线之内)。而据《慈恩传》卷二的记载,玄奘到羯霜那国之后,先去活国,再去缚暍国。《西域记》卷十在奔那伐弹那国之后,所记叙的国家依次是:迦摩缕波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羯罗孥苏伐刺那国——乌茶国。而《慈恩传》卷四则为:羯罗孥苏伐剌那国——三摩咀吒国及以东六国(听闻国)——耽摩栗底国——僧伽罗国(听闻国)——乌茶园,没有迦摩缕波国,而且是先到羯罗孥苏伐刺那国,再到耽摩栗底国,而不是相反:至于《西域记》卷十一记载的从摩醯湿伐罗补罗国到伐刺孥国,沿途经行的国家,与《慈恩传》卷四、卷五所记,更是大相径庭。

二、《大唐内典录·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元年S64),作者道宣是玄奘的弟子,曾参与佛经的翻译。由于《大唐内典录》的体裁是佛经目录,故作者在记叙玄奘的生平事迹时,主要记叙的是他翻译的佛经的名目部卷,但统计不全,连同《大唐西域记》在内,只有二八十七部一千三百四十四卷一。

三、《续高僧传·玄奘传》。此传作于唐麟德二年S65),《西域记》只记玄奘西行取经及回归时所经行或听闻的西域国家。

而此传则前记玄奘的生世、出家、求学、行化,中记玄奘的西域行程,末记玄奘归国以后的译经活动,首尾完整,其资料既有取于《西域记》的,也有取于玄奘的表状的,还有根据玄奘平时的讲述加进去的。书中所记玄奘翻译的经论名目,“总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虽未列出具体的经名,但其总数显然较《内典录》有了增加,从而表明作者已对《内典录》的记载作了多正。

四、《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古今译经图纪》约作于麟德二年S64)信当时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为纪念玄奘的译经功绩,在墙上画了历代佛经翻译家的图像,始自东汉的迦叶摩腾,终于唐代的玄奘。作者靖迈既为玄奘的弟子,便受命为每幅图像配写了人物小传。但由于这些人物小传属题记性质,故对人物的生平行历着墨不多,而对他们的译典则二具列。传中所录的玄奘译经数目,“除《西域记》,总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个数目较为准确,因而为后代的佛经目录如唐智升《开元释敦录》等所采纳。

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名《丈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十卷。唐麟德元年(664),魏国西寺沙门慧立初撰:垂拱四年(688),弘福寺沙门彦惊续成。故书题“唐沙门慧立本、释彦惊笺”。慧立,与前面提到的辩机、道宣、靖迈,以及栖玄、明璇、行友,道卓、玄则共为玄奘译场的“缀文大德”,参预译经积十九年之久。故彦惊《序》说:“(慧立)睹三藏(指玄奘)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赞之仰之,弥坚弥远,因修撰其事,以贻终古。及削稿云毕,虐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尔后役思缠疴,气悬钟漏,及顾命门徒掘以启之,将出而卒。”也就是说,早在玄奘在世的时候,慧立已在私下编录玄奘的事迹,至玄奘去世时已勒成初稿。由于担心所记或有不周之处,会引起同门长幼的非议,故将书稿包起来,埋藏于地下,一直到自己身患重病,奄奄一息时,才向自己的门徒交代,叫他们将书稿挖出来,遗憾的是,书稿还未挖出,慧立便绝气身亡。取出后的书稿经众人传阅,逐渐流散,相隔了奸几年,才有门人搜集齐全。由于慧立的稿本主要记述的是玄奘的身世、出家前后的经历以及西域之行,没有记述玄奘回国以后的译经活动,故慧立的门人祈请彦惊作序,并加以赓续,于是始有今本《慈恩传》。

今本《慈恩传》的前五卷是慧立写的,不过所记当以玄奘于贞观十九年春正月从西域回到长安为止(即第六卷起首“释彦惊述曰”之前的文字),但在文字上已经彦惊修改:后五卷基本上是彦惊新撰的,不过卷十之末所载的慧立的;姗赞二对全书内容的总的评论),原先当在慧立初撰的五卷本的末尾,是彦惊在补续时将它们栘至卷十之末的。

《慈恩传》与《西域记》在内容上有一定的联系。《慈恩传》在撰作时曾参阅过《西域记》,并采用了《西域记》中对西域各国名称的新译,以及部分资料。《慈恩传》卷四在记述僧伽罗国和摩腊婆国时两次出现“语在《西域记》”的说法,便是其中的一个证据。但《慈恩传》关于玄奘西域之行的叙录,并不是根据《西域记》改编而成的,而是直接借助于慧立从玄奘的讲叙中所获得的资料编纂起来的。因为《慈恩传》中虽然也有玄奘亲践或听闻的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情、宗教信仰、佛教名胜遗迹,以及历史传说等等的记载,对勘后,可知是参考《西域记》而扼述的。但它的重点不是记国(《西域记》卷一、卷三、卷四、卷七、卷十凡有十二国未见于《慈恩传》),而是记人,即玄奘的行事,诸如玄奘在哪一国,遇到过甚么人和甚么事,瞻仰过何处圣迹,求学过哪位大师,以及其他活动,而这些情况,大半为《西域记》所不载。而且有关玄奘的行径次第和路线也叙述得更为清晰。有些记载也与《西域记》下同,关于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及了。

但《慈恩传》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玄奘的生卒年缺乏前后一致的记载。若据卷一“法师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的说法,则玄美生于仁寿三年S03):若据同卷玄奘在贞观三年出发西行,“时年二十六”的说法,则玄奘生于仁寿四年(604):若据卷十玄奘在龙朔三年(663)对诸僧说的“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指玉华宫,又称‘玉华寺’),则玄奘生于开皇十九年(599)箱生年既不一致,卒时的岁数自然也难以确定。这种情况虽然也存在于《续高僧传·玄奘传》之中,但它中间有一说倒是可以肯定的,即“麟德元年,(玄奘)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于玉华。”此话的意思与《慈恩传》所记大致相同,但时间上有出入。相比之下,《续高僧传·玄奘传》将说话的时间定为玄奘去世的当年,即麟德元年(664)较为合理。据此,玄奘的生年应是开皇二十年(600),卒时六十五岁。

另外,据《续高僧传·玄奘传》记载,玄奘曾奉唐太宗之命,将《老子》译成梵文,传之西域。又将《大乘起信论》从汉文还译为梵文,使之流布天竺。此二事,《慈恩传》也脱漏未载。

六、《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这篇《行状》的作者冥祥是唐高宗时人,曾参加过玄奘的葬礼,但他与玄奘之间没有师徒关系。《行状》全文约一万一千字,比《续高僧传·玄奘传》少七千字左右。通过对勘发现,《行状》实是以《慈恩传》十卷本为底本改写而成的,因而可以确定为是垂拱四年(688)以后写的。《行状》虽然本于《慈恩传》,但叙述简洁明了,易于阅读。有些地方糅入了《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以及冥祥个人的新提法。如说玄奘在东都净土道场为师复述,“时年十五一: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有一”;贞观三年,“时年二十九一等,均是以《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说法而取代《慈恩传》之说的。至于玄奘在蜀地“四五年间,究通诸部”的“四五年间一,则是冥祥的新说。另外,《行状》中也引用了玄奘临终前说的话:“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三,必卒于玉华”中的二八十有三”疑是二八十有五”之误。

七、《口口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略称《玄奘上表记》。此书今存的原本为日本小泉策太郎收藏的唐代手钞本,在我国已经失传。书首脱落两个字,从书中收载的最后一篇奏表(《请御制大般若经序表》所署的“龙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宣(宜)君悬(县)玉华寺沙门上表”等句来看,脱落的当是“玉华”两字,故它的全称当是《玉华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由于书中所载的表启与敕答的名称,凡涉及李世民的,一般称“太宗文皇帝一,而涉及李治的则直称“皇帝”,而不称庙号二局宗一。以此推断,编集的时间大致上在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去世以后不久,编集者很可能是玄奘的弟子。此书共收录表敕四十一篇,其中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十一篇,在高宗朝的上表二十三篇,太宗的敕书四篇,高宗的敕书三篇(内有诗一首)。

《玄奘上表记》的前部分,即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和唐太宗的敕答,与一部题名为《大唐三藏玄奘法师表启》(一卷)的书相同。《表启》是日本奈良时代写的京都知恩院藏本,《玄奘上表记》与之相异的有两点:一《表启》的首篇是贞观二十年七月十三日的《进经论等表》,而《玄奘上表记》则缺此篇;二、《表启》所收的各篇表启都署有贞观某年某月某日上表的具体日期,而《玄奘上表记》则无。今本《玄奘上表记》(指《大正藏》收录之本)将《表启》中的《进经论等表》补入,作为首篇,而将《上表记》原先的首篇《进西域记表》改列为第二。这样,人们通常见到的《大正藏》中收录的《玄奘上表记》实收表诏是四十三篇。

《玄奘上表记》对于研究玄奘从印度学成回国后的主要活动,特别是自贞观二十二年(646)至龙朔三年(663)的十八年间的译经、交往以及晚年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其中有些表启的内容与《慈恩传》叙录不一,可资参比。有些表启则为《玄奘上表记》独家所有,可补《慈恩传》之阙遗。如《玄奘上表记》所收的《进经论等表》,也见载于《慈恩传》。但两书所载的同一篇表章,除新译的五部经论的名目卷数是一致的以外,其余的前言后语全异,即是其中的一例。然而,由于《玄奘上表记》在编集时省略了各篇表启的上表时间(最后一篇除外),故它又必须借助于《慈恩传》等的记载,方能考定时间。另外,它只是收录了玄奘上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除上述七种有关玄奘生平事迹的史料以外,记载玄奘译经名目的,还有唐代静泰于麟德二年(665)编的《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所记与《古今译经图纪·玄奘传》相同,也是“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稍晚的还有唐代刘轲撰的《塔铭》。

原载《内明》第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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